央媒观豫｜井场有群“啄木鸟”

实体经济本身并不存在严重问题，而是被动遭受严重冲击。

金融监管当局之间通过加强当地宏观经济形势、金融市场发展情况和趋势、金融监管理念和制度、投资机会和风险、大型银行在当地的经营和风险等信息交流，可以有效增进了解和互信。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

近年来，中国在这方面已有一些进展，例如，中国银联作为中国的银行卡清算组织，其跨境使用网络已遍布全球160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众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仅为各国企业和居民提供了优质、安全、高效的支付服务，而且参与和帮助了当地支付体系建设。中国还与23个国家实现了货币的直接交易，其中包括8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与两个沿线国家实现了货币的区域直接交易，有效降低了汇率风险，便利了贸易和投资。运用开发性金融 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主要通过世界银行等传统开发性金融机构进行融资。在这方面，中国正在积极探索，并取得了一些进展。首先是道德风险，即可能导致被支持国家缺乏通过充分挖掘自身资源禀赋等优势发展经济的动力，国与国之间在争取减让式资金支持方面也会出现竞争和攀比。

监管当局还应加强在跨境机构处置和危机管理、反洗钱、宏观审慎管理等方面的监管合作，更好地维护区域金融市场信心和金融体系稳定，防控风险。使用本币开展对外投融资，可调动当地储蓄资源，通过合理的回报形成示范效应，撬动更多的当地储蓄和国际资本，形成正反馈。在经济学界对资本外流的严重性、加强资本管制的必要性已经形成共识的情况下，还有必要讨论资本外逃是否严重、并对资本外逃的规模做个大致估计吗？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当然，资本不会无缘无故外逃。但是，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有效遏制资本外逃，肉烂在锅里，即便发生金融危机，这个国家也能相对容易地重新站起来。我们已经讨论过第一个缺口，下面讨论第二个缺口。其中究竟有多少是基于价值重估因素，多少是统计制度变化因素，又有多少是存量的资本外逃呢？应该说，基于海外资产存量的资本外逃尚没有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例如，从2014年第二季度到2016年末，中国各季度的误差与遗漏的方向完全一致，都是资本流出，而且同汇率变化相关。假设后者代表了可以从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发现的这一时期的资本外逃规模，累计的经常项目顺差和海外净资产增加额之间缺口的57%便得到了解释。

最后，在危机期间，资本外逃可能成为压倒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果资本未按正规途径流出，当然也就不会被记录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之中。在维基百科中资本外逃则是指由于到某种冲击（纳税负担加重、债务违约风险上升、政治风险显现等），资本从境内大规模流到境外。与一般发展中国家相比，对中国这样的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外逃的危害尤甚。

例如，某些资本的流出虽然经过合法手续，但目的是洗钱、鲸吞国有资产，因而应该算作资本外逃。国际投资头寸表和资本外逃的量度 为了确定通过正规渠道合法流出、已记录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金融账户中的外逃资本，在分析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误差与遗漏项目之后，我们还需对国际投资头寸表（TheInternationalInvestmentPosition，IIP）做进一步的分析。2015-2016年，短短两年时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上记录的资本外流达到1.28万亿美元（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余额+误差与遗漏账户），年均资本净流出相当于GDP总量的6%。但是，资本外逃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中国经济体制、金融体系和汇率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这意味着在这段时间里在累计的经常项目顺差和海外净资产增加额中有高达1.05万亿美元的缺口。这样，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金融账户中的货币和存款项上的资产分录上就会记入-1亿美元。

例如，他们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说明覆盖范围不当、误报、漏报、数据来源不同、信息采集时间不同等因素，都各自在何种程度上导致了庞大的代表资本流出的误差与遗漏。经常项目顺差意味着资本净输出，而资本净输出又意味着海外净资产形成。

但是，我们绝不能就此对资本外逃现象掉以轻心。一般的资本外流可能会对经济的稳定造成冲击，但其对经济的伤害一般是短期的、可修复的。中国根本没有关于资本外逃的官方统计。但美元指数上升必然导致外汇储备年末头寸减少。这样，在贸易账户的贷方分录上就会记入+1亿美元。这种形式的资本流出，按定义就是资本外逃或涉嫌资本外逃。

总之，资本外逃是难以直接、准确估计的。国际投资头寸所记录的中国的海外资产与负债的美元价格就应该做出相应调整。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如何能对中国海外资产—负债存量，特别是海外直接投资存量统计抱有信心呢？ 小结 综合我们对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误差与遗漏账户以及国际投资头寸表中海外净头寸增长同国际收支平衡表金融账户资本净流出缺口的分析，我们不能不得出结论：中国在最近几年很可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资本外逃（图10）。如果外贸企业出于某种目的，通过非法渠道将这1亿美元转移到境外，由于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金融账户上查不到1亿美元的流出——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经常账户同资本和金融账户之间就会出现1亿美元的缺口。

在储备资产账户上就会记入-1亿美元。而资本外逃和未知的投资失败也会导致相同结果。

如果从2011年开始，把每年对外净资产变动与经常账户盈余之差加总起来，我们就可以得到在此期间出现了高达1.3万亿美元的巨大缺口。换言之，资本外逃按定义不可能直接反映在国际收支平衡表和其他统计上。但由于误差与遗漏的方向经常是前后相反的，平均下来美国误差与遗漏对贸易总额的年度比值，除2009年为5.8%外，都相当低。例如，根据国际收支和海外投资头寸统计，从2011年到2016年第三季度，中国累计的经常项目顺差为1.24万亿美元，即中国向海外输出了1.24万亿美元资本，但海外投资头寸表上的海外净资产仅仅增加了0.19万亿美元。

2015-2016年，服务贸易项下旅行逆差达到4200亿美元，王用实证模型测算表明其中有约2500亿美元属于资本外逃。我们还应看到，相当部分的资本外逃不出现在国际收支平衡表或者是通过合法渠道流出的，不会造成误差与遗漏，实际的资本外逃很可能大于误差与遗漏所反映的规模。

这并不是某个特定部门的问题，而是国家统计体系建设落后于经济对外开放步伐的问题。但是，误差与遗漏账户每年维持数以千亿美元计的流出难道不能说明中国存在规模相当可观的资本外逃吗？ 确实，在不存在资本管制和种种制度扭曲、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除非洗钱和避税，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各个账户中，高报、低报、瞒报等现象应该是比较少的。

例如，居民向非居民出售50单位产品。又如，提前偿还外债可能是套息交易平仓，海外直接投资和海外并购可能是为了转移资本。

误差与遗漏账户的数额同经常账户顺差+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顺差-外汇储备增量的大小相等、方向相反。资本外逃对国民经济的危害性是长久的，甚至是不可逆转的。资本外逃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中国经济体制、金融体系和汇率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从2015年开始，外管局统计的资本流出要远远高于商务部统计的实际对外投资资本金额度。

中国的跨境资本近期出现大规模流出，但目前尚没有关于资本外逃的官方统计。但在实践中，两者之间却往往会存在相当大的缺口。

或者，外贸企业将1亿美元存入国外银行。在这个体系下，居民和非居民之间的每一笔交易都会同时记录在贷方和借方两个分录（entries）中，贷方分录中的金额数量同借方分录中的金额数量相等、方向相反。

相反的例子则是：尽管在2014年海外净资产形成同资本净流出之间的缺口超过负5264亿美元，但缺口的增加主要是中国证券负债计价方式改变而不是资本外逃造成的。2000年IMF在讨论俄罗斯资本外逃的文章中，衡量资本外逃的尺度被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